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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永年:“西进运动”与中东冲突

  • 2017-01-12
  • 郑永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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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摘要 ] “西进运动”指的是中国的战略重心,移向国家西面的趋势

《联合早报》近日发表一篇名为《“西进运动”与中东冲突》的文章,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。原文如下:尽管这并不是说今天的中国也要像传统那样,修筑“长城”把境外极端因素隔离在外,但这种情况的确表明“西进”战略如果处置不当,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会面临怎样的地缘政治风险。
“西进运动”指的是中国的战略重心,移向国家西面的趋势。尽管这个概念到目前为止,基本上还停留在学术圈,国家也没有形成正式的“西进战略”,但向西战略逐步地体现在一些政策之中。这种政策动向有其重要性和必然性。不过,在“西进”提升为国家战略时,必须考虑战略所包含的风险。
尽管类似的风险也存在其他各种战略调整,但“西进”所包含的风险巨大,如果不当心,中国就会陷入中东冲突的泥潭。中亚和中东地区过去是埋葬帝国的地方,现在仍然是。中国如果没有足够精明的策略,就会很难避免重复其他大国所走过的老路。
至少有三个客观因素驱使着中国的“西进”,它们也是学术界和政策界论证“西进”策略的主要论据。
首先,在中国的东部,与美日等大国的战略竞争越来越激烈。自从日本民主党在处理钓鱼岛问题犯了严重错误(即所谓的“国有化”)以来,中日之间的纠纷在一段时间越演越烈。再者,随着美国近年来实行所谓的“重返亚洲”策略,中国的海洋战略面临巨大挑战,范围涵盖从东海到南中国海到印度洋的广袤海域。美国的“重返亚洲”不仅关乎美国本身,也改变了中国周边(海洋)国家对中美关系的认知,一些国家认为中美关系会重复往日美国和苏联的关系,而选择了和美国站在一边。同时,那些和美国有同盟关系的国家(例如日本和菲律宾),更是利用其同盟关系,在最大程度上追求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中国的利益。
第二,中国的能源需要。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能源消费国,这种情况在今后很长时间里不会改变。中亚和中东地区是能源产地,其能源供应对中国国民经济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。南中国海是中国的生命线,中国80%以上的贸易通过南中国海。贸易当然包括能源,并且是中国进口的主要部分。能源对中国的重要性和南中国海战略的复杂性,也促使中国希望打通西部通道,直接从陆地把中亚和中东的能源运输到中国来。
第三,“丝绸之路”策略的确立。“一带”指的就是陆地丝绸之路,即把中国经过中亚和中东的广大地区和欧洲连接起来的商贸路线。丝绸之路是当代中国的大国际战略,主要发展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。丝绸之路具有广泛的含义,包括能源商贸、金融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、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。随着“一带”战略的启动,中国和中亚、中东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会越来越紧密;一旦实现了互联互通,经济上的整合和互相依赖就会成为可能。
然而,无论是能源贸易还是互联互通,不仅具有经济意义,更重要的是具有战略和外交意义。而后两者往往超出人们理性的估算。在推进“西进”战略时,不得不考虑到诸多国家统一和安全方面的问题。“西进”战略的吊诡,也在于中美两国各自的地缘政治关系的变化,及其由这些变化所引起的战略认知的变化。
美国消退后的遗产
在中国的西边,现在面临的是美国力量逐渐从中东地区消退所留下来的遗产。二战之后,整个中东地区是美国的势力范围,无论是政权建设还是经济发展都离不开美国(和广义上的西方)。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是基于其能源的需要,和对其盟国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需要的考量。1990年代的海湾战争,还是美国以反恐为名对阿富汗、伊拉克的占领,都和美国的能源及其他地缘政治因素的考量有关。但是从近年的发展来看,美国必须改变其中东政策。有几个因素显得尤其重要。
首先,美国的帝国已经过度扩张,导致负担过重。尽管美国还是最强大的国家,但在维持扩张过度的帝国方面已显得力不从心。这表明美国必须收缩帝国战线。
其次,美国在中东进行了大规模和持续的反恐战争,但那么多年下来,发现要消除恐怖主义因素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美国调整心态,承认恐怖主义是常态,反恐是长期任务。正是这种新认知,美国要逐渐减少从事反恐的军队。
其三,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,美国国内进行再工业化运动。页岩气的开发使用,正在有效减少美国对海外能源尤其是中东能源的依赖,美国正在快速地向能源大国转型。二战之后,美国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过程中,能源是强大的推动力。美国成为能源大国表明,地缘政治格局会出现很大变化。一旦美国不再依赖中东能源,甚至变成能源出口国,美国从中东减少军事存在的速度必然加快。
这种地缘政治的变化对中国的陆地地缘政治意味着什么呢?很多人简单地认为,美国从中东撤出,为中国创造了机会,填补美国撤出后的空间。然而,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,美国撤出对中国会产生三个大方面的挑战。
首先,中东的安全问题。中东整体安全构架是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。到现在为止,中国在中东是“搭便车者”(free rider),或者说,中国的总体安全是美国提供的。这当然有些夸张,但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。美国一旦撤出,中东整体大安全构架不在,安全必然成为中东最大的问题。要建立新的安全构架谈何容易?而中国在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,必然面临如何保护其在中东的利益的挑战。
其次,美国撤出中东会是一个动荡的过程。一旦撤出,那里的亲美政权必然遭遇困难。而且,美国承受“民主”的包袱,也就是要在那里推动民主化。尽管今天中东和北非的民主化革命大多是内发的,但美国的作用不可低估。美国(和西方)在逐渐撤出的同时,也在努力推动那里的民主化运动。这里也包括帮助推翻美国(和西方)所界定的专制制度(非民主政权)的努力。这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的例子上表现得非常充分。当然,新生的政权更有可能是反美的。更严峻的是,在旧政权被推翻之后,产生的往往是失败国家。
对中国来说,必须认识到,不亲美甚至反美并不是说这些政权可能会对中国更友好。美国在中东的能源地缘政治招致当地人的不满。现在美国走了,中国要进入。但中国在中东的能源政治,如何不招致当地人的不满呢?这对中国是一大挑战。但更为严重的是,一旦现存政权解体,新政权如何建立?建立新政权并非容易。民主(主要是选举)可以产生新政府,但也容易推翻新政府。中东地区这些年的政局动荡就说明了这一切。如果政局不稳,中国又如何走向中东?在过去,美国力量能够在中东生存和发展,同美国在中东政权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相关。中国不可能重复美国的道路,那又如何走向中东?
影响中国边疆稳定
再次,考虑到地缘政治的影响是双向的,中东变局也必然会影响中国的边疆政治社会稳定。一个能够对中国产生直接影响的,就是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甚至是恐怖主义向中国的延伸和扩张。随着美国的撤出,中国和中东的经济贸易交往变得频繁。这也必然促使两者之间的文化、人员(商人、学生、学者等等)的交往。这应当是正常现象,也应当促进。不过,中东很多国家不能建立有效政权,甚至成为失败国家,宗教极端主义崛起。失败国家也成为宗教极端主义甚至恐怖主义的训练地。中国和这些地区的交往增加,必然受这方面的影响。从近期新疆的暴力恐怖主义事件来看,境外和境内的激进因素已经有了相当的关联。
和新疆问题有关的地缘政治另一个重要因素来自中亚地区。在冷战期间,这里是苏联的势力范围。苏联解体后,前苏联中亚共和国纷纷独立。苏联一消亡,美国势力就乘机进入。这个地区的政治和政府稳定性要比中东好一些,但也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。在这个地区,政府从政治纷争中以民主的方式产生,但民主仍然处于早期阶段,稳定下来需要很长时间。如果这些政府不能引导国家社会经济发展,就不能有助于民主政治的进步。
这些国家面临的困境是:一方面,民主很难造就稳定有效的政府,有能力推动社会经济发展;另一方面,低度社会经济水平制约着民主政治品质的提升。再者,这些政府也没有能力提供有效的社会秩序,在旧(苏联)体制解体后,新的体制还远未建立起来,这经常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。和中东地区一样,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经常为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提供有利空间。而这些又必然影响临近的新疆。
尽管这并不是说今天的中国也要像传统那样,修筑“长城”把境外极端因素隔离在外,但这种情况的确表明“西进”战略如果处置不当,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会面临怎样的地缘政治风险。
因此,问题在于如何减低和消除“西进”所能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。这方面,中国也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实现自己的目标,并且也已经积累了经验。例如,中国可以通过多边主义,在推进经贸合作的同时,防范负面因素的影响。例如上海合作组织,就是中国和俄国、中亚国家合作的产物,意在共同反对恐怖主义、推经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。近来推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,更是中国主导的多边国际机构。
可以预见,中国会继续努力推进这类组织的建设,回应新出现的挑战。再如,中国可以和“西进”路线的大国合作,包括俄罗斯和印度,一方面减低大国之间对地缘政治影响的竞争,另一方面通过大国合作来协调这些区域的安全。例如中国可以和大国在文化和宗教方面合作,通过鼓励穆斯林温和派文化来约束中东地区的宗教激进主义。
从目前的情况看,还不能确定上述这些可能的举措,是否能够应付美国逐渐从中东退出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大变局。总之,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、由陆地地缘政治大变局所带来的严峻挑战。要应付这些挑战,需要寻找新的战略和方式。“西进”过程中既要防范国家越来越不安全,更要防范在美国“撤出”后深深陷入美国那样的泥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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